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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3页）

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１９８６．１１．）。

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１２月２６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

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

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

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

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

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

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

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

蒋介石夫妇是１２月２６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

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

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

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

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

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

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

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

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

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

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