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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3页）

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

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

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

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

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

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

。

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

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

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

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

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

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

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

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

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

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

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

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

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

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

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

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

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

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

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

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

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

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

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