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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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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

，“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

，“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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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

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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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

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

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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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

、“割据”

、“赤化”

等诬蔑。

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

，“此真千古奇闻”

。

“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

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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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

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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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

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