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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5页）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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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

的根据。

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

＇《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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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

，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

一阵子，尔后同“强敌”

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

之政策。

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

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

“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

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

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

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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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

，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

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

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