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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4页）

第49节：促进经济增长（4）

20。

7　经济自由度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经验技巧获得这些洞见。

在与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

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

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

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

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

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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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能增加财富。

这个偶然因素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

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财产……在法制之下一切适宜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

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推动市场进程。

20。

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障碍，人们基本无法改变。

但是法制、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对这些事务有很大的控制度。

政府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

从1960年到1999年，GDP（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增长超过1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2％。

根据1995年的美元现值计算，人均GDP从1960年的125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056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

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

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

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商品。

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