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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
向子龙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陈超的回应,“在那个时代,他们自称代表正确的政治立场。
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伙,他们打着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名义无恶不作。
我们这些老师很快给那些人的头目起了个外号,叫‘革命行动同志’。
为什么呢?因为那家伙到处跟人宣扬他的那些‘革命行动’。
其实他干的无非就是批斗、殴打、咒骂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
可我们这些教书匠除了背后给他起个外号,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梅老师是他‘革命行动’的对象吗?”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师‘谈心’。
有人说他找女老师谈心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
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倒没看出他有什么不轨举动。
他每次找梅老师‘谈心’时间都不长,而且门也不是一直关着的。
梅老师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般。
我意思是说,她一直尽全力想避开那个家伙。”
“您也在替他担心吧?告诉过她吗?”
“没有,当年随便怀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可是犯罪啊,”
向子龙苦笑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她家。
不知道谁在明府墙上用粉笔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
当时有十几家‘革命群众’住在那儿,但居委会却坚称这是阶级敌人的‘又一次疯狂反扑’。
有个邻居指认说曾经看到梅老师的儿子手里拿着粉笔,还有人说梅老师是事件的‘幕后黑手’。
于是居委会派人来我们学校,与‘革命行动同志’碰头。
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梅老师的儿子进行了单独隔离审查。
什么隔离审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锁到小黑屋里,不认罪就不放出来。”
“这也太过分了,”
陈超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他们虐待孩子了吗?”
“审查组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个‘革命行动同志’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动。
不过梅老师倒是没被隔离审查,她每天还是来学校上班,只是看起来愁眉不展的。
有一天下午,她光着身子从阁楼跑出来,跌下楼梯,当场就摔死了。
有人说她失心疯了,有人说她当时正在洗澡,因为孩子回家太过激动。”
“就是说她儿子是那天被释放的?”
“没错,那天下午回去的。
可是他刚到阁楼门口就转身跑下楼梯。
按照他们家邻居的说法,梅老师当时就跑出来追她儿子。”
“这说不过去啊,即便小男孩儿撞见自己母亲在洗澡,也不至于那样跑吧。
再说梅老师也不至于就光着身子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