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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来弥补——实际就是遮掩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和罪过。

早先，我在哥哥没有给家里装电话之前的十几年里，保持着每月给家里写两封信的勤勉以报平安；现在，通讯发达了，我则每隔三天两天，都给母亲打个长途电话，说些淡清的闲话，保持着那种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必须的通话联系。

离开家乡、离开土地长达三十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千方百计要回家过年，哪怕当战士和刚刚提干初期时候，纪律如铁，我也总是假词理由，要在过年时回家陪着母亲熬那大年三十的传统除夕，偶遇实在不能回去过大年初一时，也必要回去过个初五或正月十五。

早先时候，我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当年我写的那一大叠儿母亲整整齐齐收好的报安信件撕毁或烧掉，以免积得过多，被人窥出那其中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时虚浮大于实在的隐秘。

我在拿每月6元、8元的津贴时，每三五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在提干之后，每月领了工资，除去伙食与仅有的零用，也都如数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的吃药和疗病。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似乎连他睡觉时，也许都还总睁着一只似公不公的眼。

这样，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的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17年病痛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

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元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菜、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12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

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

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

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5至6元钱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好会过些；如果没有这5到6元钱，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

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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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罪孽（2）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

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费。

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

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

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

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

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

我也给医生跪下。”

当下，我顿时哭了。

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

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

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

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去看。

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了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

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

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

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

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

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然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