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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胡适究竟有何回复，如今已无从查考。

但几个月以后，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中，教导学生在国家蒙辱的关头，更要有科学救国的信心这一番话，不妨视作对吴晗的间接回应。

看来吴晗是受了一点胡适影响的，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就嘲笑了学生进城搞爱国运动是“一窝蜂”

和“赶时髦”

。

不过，不介入政治运动，并不意味着吴晗内心风暴的平息，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在书斋内部，通过读书和治史，缓缓发泄而已。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吴晗所选的一些明史题材，多少与内心未实现的那一层社会关怀相关，比如《胡惟庸党案考》考证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为独揽国权，迫害宰相胡惟庸而制造的特大冤案。

作为一个明史专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气、有气节的东林党人。

1933年春，吴晗在旧书摊觅得一册描写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事迹的《碧血录》，激动地在书后写道：“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尽管是一介书生，吴晗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壮烈情怀的，东林党人，这大概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充满正义和良知。

虽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

吴晗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自然是后来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经可以找到若干潜因了。

傅斯年曾经对胡适说过：“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

。

连胡、傅那些留学西洋、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大学者，安身立命之处都不免“传统”

，何况吴晗这样从未留过洋的本土知识分子呢。

不过，在北平学界浓郁的学术气氛笼罩之下，整个30年代吴晗基本上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专业岗位，连“一二·九”

运动和“七七事变”

都没有动摇他的知识关怀，让他离开安静的书斋。

直到40年代初，事情才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浏览西南联大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前期，尽管战争是那样地残酷，物质条件也大不如前，但因为坚信抗战必胜，相信政府的领导能力，联大的教授们内心仍然充满了定力，学术气氛也一如30年代那般浓郁。

从40年代初开始，由于通货膨胀，教授们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从贵族沦落为平民，整天为温饱犯愁。

社会地位下降了，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吴晗因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时赡养两个家庭，无疑在诸教授中首当其冲，第一个陷入贫困。

书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样的压抑，再加上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也日益明显，这些外部因素使得吴晗内心那潜伏良久的社会关怀，再也无法抑制下去。

1940年以后，三十岁出头的年轻教授吴晗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

一般的联大教授（包括闻一多），通常要到1943年下半年以后，才有强烈的政治关怀。

吴晗显然先行了一步。

在这其中，夫人袁震起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学生，她很早就参加革命，思想左倾，她对吴晗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吴晗与中共发生紧密的联系，都是袁震牵的线。

这样，吴晗的介入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姿态，而是激进的左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