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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的我的3位同事，也同我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

从北京到沈阳，火车只需要8个小时。

对于记者来说，这8个小时正好可以当作一晚的休息。

火车早晨7点的时候到达沈阳。

首要的问题是先找家酒店将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要立即打电话联系采访。

在火车站旁边，因为采访经费的限制，记者只能选择那家看上去显得有些灰暗“邮政宾馆”

。

陪伴记者的，是特快列车上发给乘客作早参的一桶“康师傅”

方便面。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的上午，距离最迟的26日上午截稿，留给记者的采访加写作的时间，只剩下大约24个小时。

首先自然是打电话给副总裁边守捷，他主管对外公关，依然是联系采访的最直接的渠道。

不过，与预想的一样，他还是拒绝。

之后是查荷兰村的总机。

自然，相信这样的经历所有的记者都有所经历——电话仍然被转接到主管新闻宣传的边副总裁的办公室。

后面还有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同事在辽宁省电视台的朋友，请他帮忙联系荷兰村——作为沈阳市重点扶持的项目，荷兰村总会给省内的新闻单位面子吧？

结果，朋友周旋之后，答复的语气同样令人沮丧：“荷兰村相当保守、封闭，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媒体的采访一律都吃闭门羹！”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如果下午依然不能采访，怎么办？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

无奈之中，记者再次拨通荷兰村的总机：“请帮我接杨斌总裁！”

“请问您是哪里？”

电话那头是值班小姐职业化的应答。

“我是中国兰花协会的，想找杨总谈点生意。”

记者回答。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叫“特殊采访手段”

，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中，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违背道德的做法？

“欺骗”

的手法终于奏效，电话接进了杨斌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杨斌的秘书：“请问您找杨总有什么事情？”

这时候，记者于是将来意如实托出：“明天（2001年10月2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要在公布‘中国内地100富豪榜’。

根据我们提前拿到的名单，杨斌总裁被排在了第二位。

我们想对杨总裁进行专访。”

最后，记者特意“将军”

：“我已经连夜赶到沈阳了。”

结果令人大喜所望，杨斌的秘书沉吟了几秒钟：“那好吧，下午三点以后，你过来吧。”

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