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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部分（第2页）

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的“盗贼公约”

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

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

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

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

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叛它们目前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

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象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惧怕。

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

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

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

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

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歧更为严重的障碍。

张伯伦一贯否认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妨碍他去同苏联进行合作。

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尔德地区的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询问他：“是否欢迎来自所有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大限度的合作”

；首相回答说：“是的，我们应当欢迎最大程度的合作。”

另一位质问者问他是否能够向下院“保证，在我们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思想意识上的障碍”

，首相答复道：“能够，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保证。”

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点再次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认为我们鄙视苏联援助的那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

在关于俄国军事力量的确切价值或最有效地利用这支力量的办法方面，要是不去随便接受那种未经认可的意见，就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那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在象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局势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

我希望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会去考虑任何这样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赞成苏联政府的内部制度，这就无论如何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谈判的看法，或我们进行谈判的方法。

一位小心谨慎的传记作者曾经令人信服地刻画了张伯伦的个人态度：

在他的信函里，一丝一毫的意识形态上的动机都找不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是因为害怕战争的潜在社会后果，这种想法也完全是无稽之谈。

信函中确实包含着的是政治论据和政治疑虑；看来在我国军界中，人们含蓄地持有一种信念，即俄国的实力由于流血而枯竭，因此将会瓦解，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即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

……张伯伦提出的理由远不止（那个）来自波兰的否决。

他发现自治领的意见是分歧的，他认为法语区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可能会反对和俄国结盟。

……他认为和俄国结盟可能分裂巴尔干对德国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轴心国那边去，则我们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在东方的所得。

这一对张伯伦内心考虑的估计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证实，在这封信里张伯伦谈到了他对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访问伦敦期间的心情的看法。

张伯伦写信给他姊姊说，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国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波兰人不喜欢俄国人，也因为考虑到对德国舆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这样一种联合可能导致希特勒发动进攻，而如果没有这一联合，他想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

我承认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因为我认为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

这段引文揭示了使张伯伦不去把他自己同苏联政府束缚在一起的一些考虑。

他被恐惧所驱使，他怕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来受害者的感情产生的影响，他也不信任苏联政府的意图，这种不信任对他的影响，较之他的不赞同俄国人的主义还要大。

张伯伦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触怒希特勒，因为他们对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抱的一样。

他们说服自己，此人虽说显然是一位带有犯罪经历的独裁者，但在本质上他一定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们小心谨慎地去公正地和体谅地对待他，他一定会以信报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