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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革命孤独3（第1页）

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為主角。

鲁迅也留日，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

所以，我认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

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

他保持高度的清醒。

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為文时，甚至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寧革命前，帮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皮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寧，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寧自杀后的照片，太陽穴上一个窟窿。

我不知道為什麼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歷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歷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

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

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

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们今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麼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夜，有那麼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话。

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

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吗？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的美学意识形态。

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

」

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麼说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没有什麼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麼。

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叁的男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麼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