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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第1页）

后，故事片年产量降到10部以下。

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大部分也是商业性产品（最典型的是艾丽丝·弗莱德里克斯的《赭红的头发》）或一些含义模糊的道德说教片。

不受电影业重视的奥勒·帕尔斯博在导演了讽刺喜剧片《施米特一家》之后于1952年过早离开了人间，他这部影片以其风格的独特和内容的非公式化而著称。

汉宁—强生夫妇摄制了一部精美的中型影片《世界只有巴尔一人》，表现一个小男孩子做梦成为一个居民全都离去的城市的主人，在这之后，人们不再把真正适合于这两位导演的题材交给他们去拍摄，于是他们转而摄制纪录片。

埃里克·巴林在把奥勒·帕尔斯博生前中断的影片拍完之后，又导演了一部半纪录性影片《冰天雪地》，这部影片的故事（颇为庸俗）被用来展示一些美丽的彩色镜头，这些镜头是在格陵兰的冰川中摄制的。

汉宁—强生夫妇在他们那部感人的《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巴夫》获得成功之前也在那里拍了他们的影片《在冰山飘浮的地方》。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卡尔·德莱叶在他的祖国拍了他的最后一部影片《诺言》。

这部根据卡琪·孟克的一出神话剧改编的影片，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德莱叶擅长的严密造型，它以死者可以复生这个信仰为主题对一个富有农民的家庭的封建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

它的外景是在卡琪·孟克的故乡拍摄的。

这部有些过时的影片今天已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正如德莱叶此后根据H．索德尔堡在1900年写的一部话剧改编的《日特鲁德》一样。

挪威

这个北欧国家的电影业从1915年以来不是国有化，而是“市有化”

。

各个城市占有151家最大的影院（全国共有577家影院），它们招徕全国观众的十分之九（出售票数共计3000万张）。

最重要的制片厂和最主要的发行机构均由城市电影业联合会控制着。

挪威第一部影片诞生于191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影片生产开始正常，年产二至三部故事片。

（1920年至1946年间共生产长片76部）。

它和丹麦这个同文国家建立了合作拍片的关系。

卡尔·德莱叶在挪威根据雅可布·B．布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导演了《格隆斯达尔的未婚妻》（1925年），导演乔治·肖纳沃伊特则拍摄了《莱拉》这部无声片。

1920年前后，克努特·哈姆生的几部长篇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中较好的影片是丹麦人肖纳沃伊特导演的影片，如1930年摄制的《耶卡鲁克》（又名《白神》），特别是《莱拉》这部很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十分感人，它描写了北部拉朋人中发生瘟疫的惨状。

战前最主要的导演是丹克莱德·易卜生，他就是挪威名作家汉立克·易卜生的儿子。

1931年之后，他把挪威许多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

在德国占领时期，挪威仍继续生产影片，尤其是赫尔基·林德的《带鹰女郎艾丹加》一片，很出名，这部影片在北极地带拍摄，摄影技术非常杰出。

抵抗运动在挪威的影响很大，战后生产的许多优秀影片都是以此为题材。

这些影片大部分为半纪录性影片，有很大的真实感，如奥洛·德格尔的《我们要活下去》、托拉尔夫·桑多根据一个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小组中唯一幸存者的叙述拍成的《安格兰兹法伦纳》，特别是《重水之战》，蒂脱斯·维伯·姆勒尔在该片中再现了抵抗战士们将一个重要的原子能储藏库炸毁的经过。

阿尔纳·斯库恩的《幸存者》一片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导演在该片中描述一名抵抗战士在雪地里迷途好几个星期，最后由于人民群众的团结而得救的经历。

我们还可以举出手法颇为笨拙的《神奇的瀑布》（斯科特·汉森导演）和一部反映青年犯罪问题的质量相当好的影片《街头少年》（阿尔纳·斯库恩与乌夫·格雷贝尔导演）。

1954年以来，政府制定的一项保护电影业的法令促进电影片的生产，每年可达产量8至10部，但是挪威的影片依然落后于北欧各国，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是如此。

芬兰

从1952年到1955年，芬兰每年平均生产30部影片。

芬兰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除了这个只有400万居民的国家之外就没有人听得懂。

这个国家有550家影院，每一居民平均每年看电影九次。

最早的芬兰故事片摄于1908年左右。

到1920年前后，芬兰的影片生产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建立了苏奥米影片公司，由善于经营的埃基·卡吕创建，他叫杜沃·普罗导演的影片有《一报还一报》和根据米那·坎特原著改编的《安娜·利莎》等。

1930年之后，芬兰的制片业更为兴旺，而新的一代导演也涌现了，其中有瓦伦汀·华拉（摄有《捡破烂者的未婚妻》），特别是尼尔基·塔比奥瓦拉这位独创性很强的电影创作者。

他的《朱哈》曾获得国际上的成功，接着他导演了《被偷走的死人》和《一个人的道路》，后一影片是由摄影师布隆贝格杰出地拍摄的。

但这位优秀的导演在1940年就逝世了。

战争结束之后（战争期间，芬兰平均年产15至20部影片），出现了以马蒂·卡西拉、阿尔纳·塔尔卡斯、约克·E．维蒂卡和维柯·伊特科宁组成的新的一代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