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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4页）

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

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

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

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

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

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

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

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

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

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

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

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

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

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

“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

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

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

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

’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

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

’……“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