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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少作（第3页）

，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

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

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

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

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

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

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

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

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下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

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

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

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

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

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

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

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

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

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

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

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艰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

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十一年。

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

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

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

中，也大致平安。

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那盏亚德里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

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

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那时我十六岁半。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

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

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

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

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