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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没有位置的位置（第2页）

受损害者的文学很难被既得利益者青睐，既得利益者的经验不可能在被损害者那里得到共鸣。

即便写作者选择官方立场，但官方立场的国民文学也只能是官方文学而已。

对文学的局外人而言，文学语言如同一种方言，文学爱好者似乎是某种方言群，有他们自己的方言群认同（也许依文类分，诗与小说各为异类——而散文，人人都会写）。

在台湾，我们或被谑称为“马来帮”

，既是同乡会，也是某种差异语言小共同体。

早期东南亚华人移民确实是依着血缘地缘拉帮结派以求自保，继而以方言会馆、宗亲会馆、商会等以凝聚共同体。

而在台湾，我们几乎都是“孤狼”

，很少联络更别说见面。

人太少，写作也不需拉帮结社，也没有什么利益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去保护。

这被困锁在特定族群语言里的华文文学，它在国境之外有更广大的竞争群体，以致在汉语文学的家族里（所谓华语语系者），它每每只能忝居末座，甚至位居附录（在美、日、韩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体制里），那是个没有位置的位置。

这也让为什么要写作马华文学——尤其在离境多年之后——成为我们必须持续面对的、尖锐的伦理与文学政治问题。

再过两个多礼拜，我离开马来西亚就满二十九年了；留台的日子，也快要成为我自己的“三十年梦”

。

最开始的那些年，每回返乡，只要睡两个晚上，几乎就可以把离乡的日子“忘掉”

，好像离乡只不过是一场梦，原就不曾离开过。

随着离乡的日子愈来愈长，返乡之眠不再有忘却他乡的功能（也许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小居住的老家没保留下来），即便在梦里，也已知此身是客。

如果母亲还在，花踪重达两公斤的奖杯就不必劳驾朋友千里迢迢扛来台湾。

二十一年前（一九九四），我曾把更重的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雏凤”

奖杯扛回去给父母。

如果母亲还在，头脑还清楚，这个锦上添花的奖，会让她开心好一阵子吧。

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