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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庐闲话（第3页）

他一说散会，我就往外走。

他忽然大声叫我，我只好遵命站住。

因为很少见到别的官，所以见宣传部的官，就成了我的苦差事。

很长时间，人们传说我最怕宣传部。

有一次朋友给我打电话，怕我不接，就冒充宣传部。

结果我真的去接了，他一笑。

我恼羞成怒，他说是请我去陪客吃饭，我也没去。

我也不愿见名人。

凡首长请文艺界名人吃饭，叫我去，我都不去。

后来也就没人再叫我了，因此也没有吃好东西的机会。

有一次，什么市的作协来了一个副主席。

本市作协的秘书长来请我去陪客。

因为和那个副主席熟识，我就去了。

后来，秘书长告诉我：叫我去，是对口，因为我是本市作协的副主席。

我一想，这太无聊了，从此就再也不去“对口”

。

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

我虽官运不佳，也挂过几次职。

比如一家文艺刊物的编委。

今天是一批，明天又换一批，使人莫名其妙。

编委成了“五日京兆”

，不由自主地浮沉着。

我是在和什么人，争这个编委吗？仔细一想，真有点儿受到侮辱的感觉。

以后，再有人约我，说什么也不干了。

当然，也不会再有这种运气。

文艺受政治牵连，已经是个规律。

进城后，我在一家报社工作。

社长后来当了市委书记，科长当了宣传部长。

我依然如故，什么也不是。

“文化大革命”

，我却成了他们的“死党”

。

这显然是被熟人朋友出卖了（被出卖这一感觉，近年才有）。

要说“死党”

，这些出卖人的，才货真价实。

后来，为书记平反，祭墓，一些熟人朋友，争先恐后地去了。

我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