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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通过这次演讲也使自己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信息战的指导思想：如同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

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

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

今天来看，这样的认识不仅对我的信息战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尤其对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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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功夫

从奥地利回国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国防大学学报》都对我的活动进行了报道。

我将演讲稿修改后，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以《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重大使命》为题予以发表，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看到这篇演讲后请我去作讲座，记得是1999年3月的一天。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极其差的，这与我长期作秘书和参谋工作有关，想法观点的表述是笔而不是嘴，也有我性格和生理上的弱点，最不愿意在广庭大众下高谈阔论了。

记得1995年底在河北石家庄的解放军陆军学院举办的新军事革命研讨会上，只谈了5钟，是关于虚拟战争的话题，当时想好一大堆话，但一张口就语塞，甚至语无仑次。

后来李烦彦老师委惋地指出我这个缺陷。

在奥地利发表演讲以前，我只经历过三次学术演讲：第一次是1996年初在北京的空军的一个研究所谈信息战课题，谈了近3个小时，这个所的几位同志曾于1994年写出了我国第二本信息战专著《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战》。

那次人并不多，走上讲台心跳就加剧，开讲后拟制不住嗦嗦发抖的双手，弄得讲演稿发出很大的响声，根本不懂得控制会场，不敢看台下的听众，只顾埋头念稿子。

第二次就是1998年4月受李乾元上将的邀请到兰州军区机关作《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的演讲，当时在座李乾元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参谋长，郭伯雄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这次演讲用了3个多小时。

这次演讲的录像我还保存着，实在是很差劲。

如自己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可能会引来笑声或掌声，但通过我的嘴说出来却是那么没劲。

第三次是1998年6月到解放军国防大学作《新的形势，新的挑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才发现自已脱稿即兴回答提问比念稿的能力强得多，这可以考验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激发自己的思维灵感。

演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表演艺术，需要天赋和技巧。

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必定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像列宁。

我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他们告诉我，东欧剧变后，那些国家的新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出身，口才都是一流的。

当今西方的政治家在这个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像克林顿退休后每年的演讲费高达千万美元。

2001年是克林顿卸任的第一年，当年演讲的收入是920万美元。

2002年克林顿在全世界共进行了60场收费演讲达到950万美元。

克林顿演讲收费标准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内外有别，通常他在外国演讲的收费要高于在美国国内演讲的收费，在美国演讲的标准收费是每场万美元。

克林顿单场演讲收入的最高纪录是在日本创下的，他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城市为中学生进行的一场演讲收费40万美元。

1989年，一家日本通讯公司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两次仅20分钟的演讲支付了200万美元。

毫无疑问，美国离任总统的演讲费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些政治家除了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地位外，他们的个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口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永远是说得好比做得好、写得好更重要，因为说得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应该说，奥地利之行是我人生演讲舞台的转折点，首先对演讲的兴趣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次演讲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当然我作演讲是有选择的，我不愿唠唠叨叨重复自己的观点，书上、文章中写过的再炒炒冷饭，既耽误大家的时间，又会养成惰性，扼杀理论创新的精神。

所以，我很少外出演讲、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而把每一次演讲作为一次挑战、一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是绝对不会去发言的。

我一生中只参加过6次学术研讨会：1981年在师司令部的学术讨论会上作《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的发言，1995年石家庄陆军学院谈《虚拟战争》，1997年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谈《信息战》，1998年奥地利作《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演讲，2003年在国家广电部谈《传媒领域成为信息战的前沿阵地》，2004年5月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研讨会谈《信息安全战略》。

我举办讲座也只有16次，从1999年军事科学院的第四次演讲开始，我把演讲台作为我新战略思维的发布台，这次演讲中提出了理想战争的概念。

当时在座的有当今活跃在我军学术舞台上许多知名人士，他们提出了许多我很难作答的高深问题，也使我的研究走进了许多新的领域。

在那次讲座上认识了马亚西先生，当时他是战役研究部的硕士研究生，并成为我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五次是2000年9月15日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作《信息战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演讲。

这年夏天，我正在北戴河度假，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科研部的李新生部长找到我，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三个多小时，在他的鼓动力邀下，我终于答应为学院作两个讲座，因为这些题目正是我在思考的。

第二天，2000年9月16日上午和下午，我又分别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和解放军炮兵学院作《理想战争与战争大趋势》的演讲，这是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