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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到两晋,中国内地的僧人几乎全是西域胡人,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汉人出家受到一定限制。
史书上曾记录:“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
……汉人皆不得出家。”
当然,这种限制并不十分严格。
也是在东汉时代,出现了第一位汉人出家者严佛调,他曾与安玄合作翻译过一部佛经《法镜经》。
三国时代,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时,佛教还没有传到东吴。
三国时,外籍僧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
先是月氏人支谦来到东吴,受到吴主孙权的重视,翻译佛经多部。
之后,康居人康僧会来到吴都建业(今南京),在孙权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称为“初建寺”
。
三国时,佛教在魏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汉人出家的越来越多。
不过这些僧人还没有严格按照佛教仪式规定出家受戒,只是剃除了须发,穿上了僧服而已。
到曹魏末年的嘉平年间,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
他接受僧众的请求,翻译了一部称作《僧祗戒心》的律典,并“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高僧传》)这就是说,自魏嘉平年间,因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中国汉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僧人。
两晋时期,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
凉州地区是胡僧来到中原前的中转站,那里政治相对安定,许多西域僧人到内地前,往往先在凉州学习汉语,一些重要的佛经翻译也出自凉州。
凉州往南,便是关中,于是长安成为佛教传播的一个重镇,鸠摩罗什是那里的核心人物。
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是庐山,那里是慧远僧团活动的地方,不过承担南方佛教事业的慧远已经是汉族人了。
到北魏兴起,平城与洛阳先后成为佛教重地,这明显地反映在石窟艺术上。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开窟造像的中心移到了龙门。
其中孝文帝迁都后及宣武帝时期是第一次**。
现存石窟2000多个,造像10万多尊,其中三分之一在北魏时完成。
在南方,佛教在建康(今南京)也盛极一时。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再自北而南,西域僧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南朝四百八十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曾一度成为“国教”
,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风靡是由若干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佛经的翻译。
佛教起源于印度,各种佛经都以梵文书写,只有将梵文的佛经译成中文,才能使佛教教义为人所知。
最早的佛经汉译本是《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东汉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共译。
到两晋南北朝时,译经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
参与译经的人数之众,译出佛经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译经涉及的佛教流派之广,均属空前。
当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例如道安、真谛等。
特别是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翻译的众多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都有极大影响。
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译经已经50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