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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

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

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

和“三年自然灾害”

，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

“大跃进”

和“三年自然灾害”

，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

三年“自然灾害”

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

堆将死尸，能筑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

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这样的学生，割草放牛。

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

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

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

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

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洛阳或者郑州。

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

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

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

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

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

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

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

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3　枪毙（2）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

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

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

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