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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

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

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

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

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

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

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

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

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

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

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

“组织关系”

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

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

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

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

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

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

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

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

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

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

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

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

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

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

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

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

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

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

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