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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5页）

回到省里后，总是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那时，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很有热情地投入工作。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2）

反对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那些执政者时，父亲都赞成使用革命手段，并且都亲身参加。

但是对待人民，他不主张使用同样的手段。

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认为对待良善地主，应有温情。

镇反时，他并不无情地划清敌我，不去主动地检举所谓“敌人”

。

那时候，检举人，等于置人于死地。

后来“改造思想”

时，他还就这些事情做过“自我检讨”

。

50年代，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也接受了思想改造。

虽然并不很懂，但他真心努力。

如他曾写道：“今后，我要用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数十年根深蒂固的自私主义，从根上挖掘出来，使它不再滋长，不再作祟。

这还需要各位同志的多方帮助，时时给我以当头棒喝。

这真是我所诚恳希望的。”

可是，他一生不会说谎。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反右倾斗争猛烈、人人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九十岁的父亲仍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

他了解清楚“大跃进”

、公社化后河南大批农民饿死的事情以后，心里非常痛苦，几夜不眠，暗自落泪——那都是他的至爱乡亲。

为此，他要去找省委领导反映。

省民革其他负责人为保护他，多次劝他不要去反映。

他对他们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

这样大的问题，不知道则已。

既然知道了，又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共产党。”

他并不是不知道反映这类问题有所风险，但他还是找到省领导，流着眼泪反映了事实。

好在他已九十高龄，没人来批判他了。

他还写信给周总理，报告了农村的饥馑灾情。

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又同邓颖超同志专门面谈了这个问题。

这是让他晚年最牵挂于心的一件大事。

那次父亲来北京前，给我写信说：“这次中央协商会召开，我仍是要参加的，因我心中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说。”

他来后，我带着孩子去新侨饭店看望他。

他给我讲了很多河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他说他已经把河南的情况跟邓颖超说了。

他说的情况，使我听得震惊。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但看他忧心忡忡又伤心戚戚的样子，我只能劝他多保重自己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