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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第四天，解放军一位处长找我父亲，说明这是一场误会，郑重表示道歉，并要退还枪支马匹。

父亲说，在蒋管区里人人自危，买几支枪可以自卫。

现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枪就捐给解放军好了。

一行人旋即被释放回县。

那之后，当地残存的国民党剿共武装四出活动，频频杀人。

因安全没有保障，父亲暂离新蔡，去到信阳，在第5绥靖区司令张轸那里暂住。

1948年2月，他从信阳飞往重庆，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暂住。

在重庆，他赋闲也不忘国忧。

在他的学生、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1948年底发出促蒋下台的亥世（12月31日）电之前，他曾几次写信给刘积学，恳切讲明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前景，劝他当机立断。

张轸在1949年5月率部起义之前，1948年秋即将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往重庆写信告诉我父亲。

父亲回信说：“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明智些，就该不干。

不能与共产党为敌到底。”

他除自己劝说张轸外，还嘱刘积学加以劝说。

那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最主张*。

父亲觉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4月，局势比较安定后，父亲由重庆返回新蔡，5月底去开封。

那时，我二姐任锐已经病逝，但是周总理、朱老总他们认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暂不告诉他为好。

作为家人，我们也不想很快告诉他。

可是，他一到开封，就从报上看到了女儿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难过无比。

6月初，他赶到北平。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1）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

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

那情那景，如在目前。

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

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

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

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

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

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

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

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

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

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

说“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