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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

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

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

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

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

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

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

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

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

我们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

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

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

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

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

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

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

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

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

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

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

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

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

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

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

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

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

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

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

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