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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

在许多方面这新气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而别开生面。

这新趋向从政府的组织上来看，为保持门面上之前后一致，宋朝几乎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这些新机构功能上更具弹性，在业务上超越旧有组织，而当中最重要的无逾于枢密院（主军事）和三司（总揽财政）。

有了这些新机构，朝廷打算以实际的做法去处理各种业务，而不是仅在仪式上装门面了。

且皇座既毋须全部以道德的名义自居，也就可以比较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

同时为防止皇位的继承成问题，赵也在生前安排传位于弟赵光义。

在这方面他较约350年前的李世民要高明得多了。

可是这一套设施只获得局部成功。

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

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破。

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

在行政方面，赵匡胤一心要想防止的情事大致已被禁断，即使宫廷里有阴谋也无过去之深度与范围。

从历史上讲宋朝，扶植中国经济之发展逾300年，不可能说对中国之福利毫无贡献。

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式了。

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

此外也尚有其他不合情理之处。

一方面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

另一方面自创立朝代之日，国君与朝臣都希望对军事外交与财政采取比以前实际的态度，而结果在军事外交及财政三方面，宋朝之作为却远不如其他朝代。

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

赵宋王朝以亚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军阀割据的岁月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

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

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

，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

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置全可遗传。

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

。

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

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

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