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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

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

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

。

“均徭”

、“驿传”

与“民壮”

。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

也可能责之为腐化。

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

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

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

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

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

接近。

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

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

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

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

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

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

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

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

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

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

《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

《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

，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

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

展开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