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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苑一瞥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第2页）

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

（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

）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出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

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

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

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

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

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

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

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道德。

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

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

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

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

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

，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

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

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英雄，但是一样地被女人鄙夷着，纯粹因为他爱她而她不爱他。

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平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

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

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腔北调的时候，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气近于学校里的游艺余兴。

京戏的规矩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得举国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