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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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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
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
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
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
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
,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
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
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
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
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
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
听起来,好象很动人。
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
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
而由“银行照价收买”
,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
,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
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
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
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
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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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