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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

我在医院住了一段。

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

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

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

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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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兜“遗产”

曾山去世后，我收拾他留下的东西，他的所有遗产装了一网兜。

这一网兜遗产是什么呢？一条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用这条浴巾为他擦背呢；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捡破烂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时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

收拾着他留下的那一网兜“遗产”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头子一辈子太苦了。

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

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书呀全部家当装完了。

在北京单位安排我们住一个四合院，他觉得房子大，就请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

公家在家里的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退回了机关。

单位给他配备了工作用车。

他对全家人讲，车是国家的，是让他工作用的，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因为自己的私事用车。

我和孩子们从来都不搭他的车。

有时孩子们有病，我们也是挤公共汽车去医院。

我上班的地点离他单位很近，但我从不搭他的车上班，一直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家里的支出由他管，家中收入、开销都是量入而出。

发了工资，我回家就给他，我留十块钱，在机关吃饭时用，其余的都给他。

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党费，三分之一家里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给曾山母亲，照顾在家几位老人的生活。

我们的工资也算不少，但每个月都显得挺紧张。

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平时生活很随便。

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吃什么，不挑不拣。

他是江西人，爱吃辣椒，每顿都要有。

曾山岁数大了，为了照顾他，我让他早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点稀饭。

他还不肯吃，觉得太奢侈。

我就强迫他吃，他年龄大了，工作又辛苦，身体还弱，不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不行。

曾山是南方人，不爱吃饺子，爱吃大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