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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黑色的特写标题非常醒目，字的左上角还标示着一个红色的编辑致语：现实主义VS无政府主义大论战。

论战是作家学者们之间很平常的事。

远在古希腊古罗马就有辩论之风，那时还没有印刷品出版物，人们意见不同用不着写作印刷，直接当众演讲或干脆面谈就行了。

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百家争鸣”

，在《孟子》、《庄子》等古籍中都记录了先秦人们坐而论道的情景。

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就不一样了，不仅“论”

，还有“战”

。

人们各抒己见的同时，还对对方尽力贬损诋毁大加###甚至张嘴开骂，早已没有了古时的平和和优雅，带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限于文艺上的切磋了。

于是，中国现代史就成了一部论战史。

从“五四”

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界、思想界好像就从来没消停过，几乎每天都在打嘴仗，要么就是在忙上一次论战的总结和下一次论战的准备。

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的论战高手，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成就一代名家。

“一个都不放过”

睚眦必报的鲁迅，温文尔雅的胡适，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左联那一大群今天可以看作愤青式的文艺青年，都活跃于文坛之上。

当然，这个时期的民国文坛，林语堂、梁实秋还远没有成器，左联还没成立，只有鲁迅和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当时的民国已经闯出了诺大的名声。

二十世纪初期，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传播，其中保皇者有之，改良者有之，革命者亦有之。

而革命者中。

为了追求彼此间不同的信仰，论战是在所难难免的。

早在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

加以攻击。

1920年春，也就是现在的民国九年，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和《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

张佑白心里暗道，虽然从报纸的评论还难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和现实主义谁胜谁负，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已经注定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失败的结局。

自己虽然不是政论家，但应试教育的熏陶，那上百次的作文考试也不是白练的，写一篇评论文章，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是张佑白趴在床上，铺开稿纸，手里拿着笔在纸上划着思索着。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暗淡了，那扇窄小的窗口透出几丝路灯发黄的灯光。

在昏暗的光线下，张佑白正在奋笔疾书，灯光照在那英俊的脸颊上，那专注的精神，更显得魅力非凡。

张佑白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多有国家政体之争论，一朝一代，莫不如是。

太平盛世，国人生活安逸，思想多懒散，文人士大夫阶层，骄奢淫逸，自不喜旁人干涉，而平民阶层，由于文化普遍不高，只要但能生活，则很少人关注此类话题；而没到乱世，国破家亡，社会动荡，士大夫阶层多地位不保，而民众则要遭受战争奴役之苦，则多思前朝太平之治，此时现实主义之风甚盛－－－－－－－－－－－－－

由此知之，今日之中国，两种主义之根本区别，在于对社会现实之看法。

如若国家富强，阶级消亡，人民富裕，则何来主义之争。

窃以为，少一点论战，多一点实干，才是当今中国之第一要务。

——《多一点实干，少一点论战》”

。

写完以后，在月色中，张佑白把稿件投递个申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