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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瑟夫满口答应，说他太乐意了。

中情局的人还没松一口气，瑟夫又接着说，但他还会印第二批，第三批。

被涮了一把的中情局很气恼，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想过把作者送上公堂，可是写书的两个，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是记者而不是它的前雇员。

无独有偶。

1977年，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可·斯内帕出版了《适当的间隔》一书，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

他的书和马凯蒂一样，事先没有经过中情局出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他最后输掉了官司，被迫把所有稿费上交给政府。

20世纪80年代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将他的《秘密与民主：转变中的中央情报局》一书送审，出版审查委员会要求他删去100多处，主要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部门隔离的部分。

特纳很不满，可是他的争辩毫无用处，尽管公众事务办公室是他一手创立的。

出版审查委员会是公众事务办公室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负责对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准备公开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机密。

在证明有关材料是出自机密文件的前提下，委员会将对手稿做相应的删除。

其审查时间之长，删除力度之大，令人足以打消写作的意图。

公众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情报局中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的8个部门之一，下设出版审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公开资料科等，还有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公众来信来电、剪报、起草局长演讲稿以及联络学术界人士。

公众事务办公室经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公开资料科就更是这样。

它主要负责根据《公开资料法》的条款，答复外界关于查阅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要求。

不用怀疑，这项工作怎么做都会得罪人。

拒绝请求、答复太慢、给的资料太少，或者在提供的资料上有太多涂改的痕迹，都会使提出要求的人生气，批评中情局做法不民主、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太多秘密〃，而这些〃秘密〃都与现在局里的保密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际联系……法律上的规定往往与现实不那么吻合，这是一个麻烦。

有时候在认为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外人提供了部分材料，却把自己的同事惹恼了。

有好几次，其他部门的同事会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发一通脾气，说公开的资料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2001年3月，中央情报局公开了850份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分析报告，共有19000多页。

此前，中情局曾公开过2700份左右的类似的分析报告。

随后一段时间，它又公开了71份关于中国的绝密材料，并且，估计将有更多的历史文件被解密和公开。

这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情报局不喜欢征求外界意见，因此，为弥补自身分析工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它会公开出版一些非机密情报，以征求广泛的检验和评论。

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困难还是难以区分哪些资料是可以透露，哪些是不能透露的。

中情局还曾因为这个惹来一场麻烦。

那时白宫正极力促进美国银行贷款给波兰，而中情局恰巧刊出了一份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说波兰向西方借的大量外债未能使经济改观，连贷款也难以偿还。

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气得〃脸色发青〃，严厉地指责中情局说，一个政府部门损害政府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白宫对中央情报局随意向公众透露情报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控制。

中央情报局的新闻发言人令很多同行望而兴叹，对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

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基于根本的性质，在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成功不能够张扬，你们的失败不能够解释！

在情报这一行里，英雄得不到表彰，得不到歌颂，经常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伙伴中间也是这样。

〃

公众事务办公室（2）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设立了对外发言人，不过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可奉告〃。

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怀疑和指控，他们也只能回答〃无可奉告〃。

因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需要理由，而任何理由背后都会牵扯出很多机密，所以只好表示沉默。

这种守口如瓶的做法使它难免遭到误解，而在历史上，中央情报局也习惯了当〃替罪羊〃。

最让中央情报局头疼的还是那帮〃无冕之王〃。

发言人对新闻界说的东西总是很简单，严格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且是经过局长批准和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