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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
。
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
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
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
F。
斯通和马克斯·勒纳。
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
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
……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
《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
。
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
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
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
,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
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
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
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
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
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
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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