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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每当我读着这一份份告密材料时，都禁不住心灵颤栗起来。

当我把带到北京的部分档案的复印件展开在杜高先生面前时，我看到他的手微微地颤抖着，他轻轻地叹息着低下了头，神情紧张地翻看那些背地里陷害他的告密材料。

我知道有些材料当年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无意间竟发现老人的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恐惧，那是一种沉潜在内心深处的政治恐惧。

只有当我看到了这个眼神，我才真正明白历史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刻。

在我和他的平静的交谈中，他也提到即使是现在，他还不时地在梦中回到劳教队，从梦中惊醒。

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几十年过去了，平时想都不愿想，怎么还会梦到那里去呢？

杜高是1958年4月送去劳教的，劳教期规定三年。

但到了1961年4月，公安局又宣布惩罚他继续劳教三年。

这张继续劳教的批示表收录在已出版的《一纸苍凉》中。

批示很严厉：“表现很坏”

“不靠拢政府”

“散布反动言论”

等。

李辉曾就这个处分向杜高提问。

杜高有一段回答：

“听了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

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

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

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

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

’我低下头，不再申辩。

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

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一纸苍凉》48页）

杜高先生的记忆很准确，这个“小青年”

的告密原件，就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里。

我把复印件给他看了。

这个青年叫徐福明，原是大学生，因偷窃被判刑劳改。

他想读书，杜高很同情他，还想帮助他，但这个人却表面和杜高亲近，暗地里专门写告密材料，以陷害他来换取政府的信任。

《一纸苍凉》中已披露了他写的材料，但收入这册里的这一份，却使杜高加罚了三年劳教。

这个“小青年”

恶意地揭发杜高骂管教他的李干事“不过是小警察，以前叫狱卒”

，李干事怎能不暴怒起来，怎能轻饶过这个张狂的右派呢？尽管杜高立即上交了一份五千多字的申辩和检查，也已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很快就被送到另一个农场去继续改造了。

我从档案里还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写给母亲的信，被扣发并当作材料入档。

其实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儿子安慰母亲的信，流露着思恋母亲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