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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5页）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

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

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

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致李辉（2）

附录二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我收藏了一册《杜高档案》。

这是上世纪末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偶然地发现并购买了下来的。

我当时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这册档案的内容震惊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册很难遇到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劳改档案，它怎么会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流失到旧货市场来出卖呢？我立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饥馑的年月。

我们相差了整整一代。

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

岁月中度过的。

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的许许多多残酷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识分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正因为这样，我对收藏有关“文革”

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旧书报以及文史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时期唯一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总希望有新的发现。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热衷于收藏，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祖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需要更多地阅读。

当我买到了这一册《杜高档案》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到澳洲来工作和定居了。

因此这一册档案也就跟随我来到了澳洲。

2004年春天，我忽然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北京出版了两部奇书，震动了中国知识界。

一部叫《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编者李辉先生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发现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

。

另一本是杜高先生写的回忆录《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人生》丛书）。

这个意想不到的书讯，使远在澳洲的我惊异不已，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

怎么还有一部杜高档案呢？我立即托国内的亲友帮我买到这两本书寄来澳洲。

我仔细地阅读，这两本书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止一次地流泪。

我又将手边的这一册档案认真地按年月作了对照，发现在《一纸苍凉》一书中，杜高经受的漫长的劳教岁月的材料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还有一些文件缺页，不完整。

而我收藏的这一册，正是《杜高档案》遗落掉的劳教时期的档案，包含了更多劳教时期血泪斑斑和触目惊心的内容，是全部档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册，一些文件的缺页也在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