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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很凶的口气说,要是有人不听代课老师的话或没有做好分内工作,等我回来时他一定会很惨。
这么做很有效,但孩子们除了知道“要害怕我的愤怒和权力”
之外,什么都没学到。
我想要奖赏 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个策略其实是无效的。
就和许多资深教师一样,我很不好意思去回想早年的种种愚行。
现在,我会在上课的第一天就开始和孩子们建立伙伴关系。
我会先请孩子们信任我,同时承诺对他们的信任,接着要他们把第一阶段的思维拋在脑后。
如果首要动机受到如此严重的错误引导,他们的一生将毫无作为,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犯灌输第一阶段思维的错误。
第二阶段:我想要奖赏
孩子们终于开始因为“不惹麻烦”
以外的理由做出决定了,但老师往往会犯下我们班称为“第二阶段思维”
的错误。
我猜,很多人都曾在大学期间读过行为分析大师斯金纳(B。
F。
Skinner)的作品。
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学到,孩子们因为良好行为而得到奖赏之后,就会大大提高重复我们所认可之行为的可能性。
这个主张当然有其真实性。
无论奖赏是糖果、玩具,还是延长体育活动的时间,在眼前晃呀晃的奖赏的确是良好行为的有力诱因。
我曾到中学参观过,看到教室里的老师用第二阶段思维鼓励学生完成作业。
其中一位历史老师还让授课的各班比赛,看哪个班的作业完成得最好。
胜出的班级在学期末将得到奖品。
显然这位老师已经忘了“历史知识”
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
我和作业完成得最好的班级聊过以后发现,尽管他们在完成方面和交作业方面做得很好,却对历史的了解极为有限。
刚开始教书的那几年,我也为了“成效”
而患了这种“奖赏症候群”
。
如果我因故无法上课,又很怕班上学生让代课老师不好过,那么我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会对孩子们说:“如果代课老师说你们很乖,星期五就可以办匹萨派对。”
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代课老师会留给我一张赞美的纸条,我也骗自己相信自己对学生做的是一件好事。
毕竟,这总比吓唬好,孩子们也会比较“喜欢我”
。
好啦,别对我那么严格,当时的我太年轻,欠缺经验。
现在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家长在鼓励第二阶段思维时也得提高警觉。
小孩做家务就给零用钱固然很好,毕竟我们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运作的——用工作赚取报酬——但用礼物或金钱换取孩子良好行为的做法就很危险了。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行为得宜是应该的,不需给予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