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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当时他这个话是针对“亚洲四小龙”

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

幸运的是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

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

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

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藏富于民是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历史证明的一条经验，比较早的是*提到这个问题，最近则包括谢国忠、陈志武和张维迎提倡国企分给老百姓，还富于民，邹老师好像也对此有过关注，您的看法如何？

邹恒甫：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藏富于民是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原则上同意陈志武、谢国忠以及张维迎等提出的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就是说将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以实现还产于民，藏富于民。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保和民生工程方面下大力气，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

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

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两个忧虑

叶楚华：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即技术进步、藏富于民、推动民生工程。

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仅就经济谈经济就未免偏颇了。

邹老师对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有什么忧虑呢？

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所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

第一是制度失衡问题。

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

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

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

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

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

因为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

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

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第二个忧虑是道德危机。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