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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4页）

第一次去见他，我是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正式，没曾想到这是一位非常中国化和革命化的老人，便轻松了许多，我们的谈话也很投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搬新居后还请我去吃过饭，我也请他在全国政协附近“小背篓”

餐馆吃蘑菇。

我是在他的督促下花2万多元买了一台“金长城”

电脑，开始学打字、发电子邮件的。

（没有书的书房照片）傅莱同志有一个习惯，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先生”

或职务，而喜欢称他为“同志”

。

进入新世纪，我在杭州的时间多了，与傅莱同志的联系中断了。

直到今天上网搜索他的名字，看到2005年03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周婷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燃烧半世纪的中国情———怀念白求恩式的“洋大夫”

傅莱》，才知道这位在中国工作战斗了65年可敬可爱的老人，一个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于2004年11月16日永远离我而去了。

借此机会，对傅莱同志表示深切缅怀！

与傅莱同志见面不久，阿斯电子艺术节组织者派来一位奥地利汉学家——英歌莉小姐来访问我。

她在大陆逗留了一周，我还向这位美丽的小姐介绍了当时国内研究信息战的一些专家，希望大会组织者能邀请更多的中国专家参加会议。

最后他们决定只邀请我一人。

但我有一个条件，因为我不懂英语、德语，提出配同声传译。

但他们认为费用太贵，提出由英歌莉作汉译德的交替传译，或者由我念个开头，剩下内容由她来念。

我表示，用交替传译时间不够，每位发言的学者才半小时；让英歌莉代替念稿更反对，心想好不容易在国际讲坛上露个脸，还不让我开口？于是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干脆给我录个像算了，别千里迢迢赶过去了。

但是我不去，你这个大会就没有权威性。

别说我不懂你们那些洋文，就是会，在这种会议上我也要讲母语。

到奥地利我才知道，奥国是德语国家，他们实在很难找能够做汉译英同声传译的人才。

最后把他们总理的翻译请来为我作汉译英的同声传译，半小时给了他3万先令，相当于2千多美金。

而英歌莉则为我作汉译德的同声传译，演讲效果非常好。

1998年9月7日，我终于驻进了多瑙河畔的马克思宾馆。

去之前，我准备了一篇文章……《迎接信息战的挑战》。

这篇文章在演讲前已经收入英文和德文同时出版专著中（英文和德文专著封面），国外许多记者就是先看了这篇文章提出采访我的。

其他国家被邀请的学者都是按照收录到书中文章的内容演讲的，照理我也可以照本宣科便可了事，但总觉得意犹未尽。

因为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信息战到底是不是一种文明的战争？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

从当时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

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提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