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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把名优特产品和企业搞垮,削弱企业乃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扼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精神。
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对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军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出成果的绝好时机。
然而我们可以书店去看一看,我们的军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带有编著性质的通俗读物,而是那些所谓的专著。
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虚拟战争”
的情况,没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虚拟战争”
为题发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说“虚拟战争”
已经到来,云云。
这算什么?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他再有关于“虚拟战争”
新的成果,还有我“信息边疆”
的概念,“打仗回家去”
的预测,“信息战的能量要超过核武器的威力”
的判断等,别人都大胆拿去了,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你又有什么为法?但这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终放弃了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
所以现在搞研究,首先要学会保密,要么动作要快,这势必影响研究的质量。
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战争”
概念,为了防止别人假冒,以最快速度反映到出版物上,但以后修改量就很大,毕竟太仓促。
信息社会是一个胜者全得的社会,只有老大,没有老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自主知识产权是相对于引进知识产权而言的。
搞理论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人,在生产精神产品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和锻造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才有望赋予理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越是世界网络化、信息共享程度越高,有一条法则越是不能忘,就是享受信息越多,惰性和依赖性就越大,结局只能是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任人宰割。
现在出版社、编辑也有苦衷,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
为了“打假”
,我也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
本来想算了,人家也算是搞信息战研究,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也是为了挽救这些人,但愿能换来学术界一些干净的天空。
其实,这样的事此前我也做过,也是不了了之。
2001年1月18日第19版的《北京晚报》以《‘信息战之父’跟<新华词典>较真》为题,发表了我对新版《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
词条提出批评:
新版《新华词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对一些专业术语的释义能否做到科学准确,却是这部词典树立其权威性的关键所在。
我是研究信息战理论的,我认为,新版《新华词典》对“信息战”
这个词的释义就不够贴切,不够完整,值得提出来讨论。
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
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的。
信息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和相互替代。
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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