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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在我国，战争服从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全球范围看，对于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的争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学术界一度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讨论。

这场讨论对我个人的战争观的形成是有极大影响的。

我在15年前出版的《信息战》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战争可以是政治的继续，包括核战争，但不一定所有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随着信息战的崛起，确实存在着不带任何政治目的的战争。

无论从战争的根源分析，还是从其后果分析，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政治的继续和非政治的继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能否把战争仅局限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伤及百姓。

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战争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领导者意志发泄的一种形式，这就要有一个场所，也就是战场。

过去的战场设在人类的居住地，要以有生力量、物质财富作为代价。”

我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军事问题》前言中又分析到：“就像人要方便，过去是随地大小便，后来文明了，要进厕所了，甚至要盖五星级的卫生间了，是否可以预设一些五星级的战争场所供那些战争狂人发泄呢？”

这些思考就是后来我提出领导人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的思想基础。

如果战争摆脱了政治的掌控，哪又将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

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而且，国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快速健全的战争动员体制。

信息时代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以信息战为重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对传统经典的战争说法提出了挑战。

在信息时代，军事威胁不仅是大兵压境、敌人陈兵百万，而且也是来自信息战的突然袭击，是国家和军队的“中枢神经”

“面对面”

的打击，甚至一时无法知道对手是谁，威胁来自何方，战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信息战》出版后的10多年，我始终关注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对传统的经典的战争理论提出质疑，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最早见诸报刊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4月5日《杭州日报》上的《刷新我们的思维关于战争新概念、新特征与沈伟光的对话》，对战争＝暴力＝政治的公式进行挑战。

这篇由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极具才华的美女记者采编而成的战略话题，今天来看仍是非常贴近时势。

只可惜，《杭州日报》的军事版面一度撤下，这位军事记者只能改做其他版面，否则，《我已出发》、《伊战随军日记》这样的书应该出自她的笔下，早于吕丘露薇、隗静成为《美军中的凤凰》的主人公。

这些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新特征还有许多，但出炉的过程大多富有戏剧性。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早就来到我刚分的新居，位于积水潭桥南的大七条胡同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宿舍。

那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战争的政治性因战争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趋向多元化”

的问题。

我们从早晨8点谈到第二天的3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战争是血与火的拼搏，信息战的战场是无形的信息空间。

战争不仅仅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也不仅仅表现为交战双方军队的对抗。

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因为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已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事设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

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微型化，破坏它所需的电磁能量就越小。

在未来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