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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更令人反感的是，《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作者为了掩饰剽窃行为，把我原文的两个小标题——“信息战改变了暴力使用方式”

和“信息战的破坏性正在被认识”

改了，把这两上标题下的文字合而为——“研究信息战与反信息战的重要意义”

，文不对题，这就严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信息战研究热兴起且需要突破时，在战争问题上随心所欲，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

记者曾采访了《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一书的两名作者。

作者赵中强说，当时出版社约稿之后，时间比较紧张，拟完提纲后分为两个人写，前言、后记和前四章由他执笔。

对于书中的抄袭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释说，由于时间紧，第8章的资料由一位研究生帮忙提供，是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因无作者署名而没能事先沟通。

这些都是托词。

为此，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有过联系，让他们知道这回事，希望他们止制这种现象，不要再发行这样的书了。

虽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这种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

《中华读书报》作了报道后，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看书，这本书照样在书架上摆着，而且与这本书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严重抄袭我文章的书《谁来保卫中国》也赫然在目。

在这家书店的图书排行榜上，我还发现一本发行50000多册、装帧很出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也有多处是抄袭我发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

这篇文章是新千年来之际，解放军报社邀请10位专家追笔谈未来战争趋势，我是唯一的军外学者。

文章要求非常简炼、概括，不能超过千字，难度非常大。

我写了四段话，却被《中国问题报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袭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

抄袭有几类情况，一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过来成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袭国内的作品，公然地把别人的理论精华改头换面揉进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别人的观点随意拿来，不注出处。

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多是创造性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并且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有赖于精神产品的生产。

譬如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工业时代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还是今天的时代打什么仗生产什么武器，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

再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照样不能赢得战争的。

先进的理论必须以创新为基石的，而理论的创新却非常难，尤其搞原创性的研究难度很大。

我最初研究信息战时，多数人还不知信息为何物，电脑在人们眼里还相当神秘。

在部队，要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换上保洁鞋才能进入电脑房。

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信息战这样的理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们接受更是难上加难。

《信息战》写完后5年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在写作过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茧掉了几层。

就是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却被“文抄公”

们肆意剽窃。

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于“扒皮抽筋”

、专吸“精髓”

的高级“文抄公”

们更容易识破和抑制。

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相比，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