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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
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
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才两句话不到20字,这能算文章吗?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虽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为一个团级单位能够在总部的刊物上露露脸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每个部队对新闻报道工作都抓得很紧,团以上单位都有硬指标,评比奖罚细则很到位。
比如,电台广播稿播音员念一次就完了,很难查证。
所以所有发表的稿件要以邮局寄来的稿费汇款单为凭证。
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这样1元2元的稿费凭证。
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在《解放军报》上发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战士可以直接提拔为干部,所以大家写稿投稿的热情非常高。
当时的军队也和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很有生气,领导们既想通过新闻报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通过新闻报道鼓舞士气,激励工作。
据说有位师政委,发动全师官兵写稿,装了几麻袋文章,还装了几卡车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产,派宣传科科长送到报社,让记者编辑老总感动了好几年,这个师的新闻报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这样的环境,为各路秀才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各种平台和晋升机会。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在部队发展要耍好“两杆子”
,一是“枪杆子”
,一是“笔杆子”
。
这样,我那篇没有名字的新闻稿,不仅为团里争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团新闻报道排在全师第一;师里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师新闻报道排在全军第一,为此,师团都给我发了新闻报道一等奖,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装傻半推半就。
写《拔“钉子”
》这篇文章时,我已调到师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了。
这篇文章是与科里另一位参谋章新文合作的。
那时,章新文是科里的内勤,安徽人,很内秀,有文字功底,语法词汇、谋篇布局已很有研究,如对“的”
和“地”
的用法,他就有很精辟的说法:“的”
的后面一般是跟名词,“地”
的后面一般是跟动词。
而这些却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想法多、观点多。
科长陈光运是个湖北人,他的学术能力在全军已小有名气了。
陈光运对全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经常把我们召到一起传授写作和研究的技巧,还给我们讲解错字别字。
他把我与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写文章可谓用心良苦,那时叫互补,现在叫双赢。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邓时发,是陈光运的老乡,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文章经陈光运润色推荐很顺利地发表了,“庖丁解牛”
这个成语就是他给我们加上去的。
后来,我还专程到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求教过邓时发,这是一位很好的编辑,编发过我12篇学术文章。
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时,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保留南京军区名称,而南京军区陆军学校并入福州军区的南昌陆军学校,这份学术刊物也停办了,邓时发选择了转业,他回武汉联系工作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已调成都军区工作,也没有能力为他尽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愦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华士咏,他是我们2师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线报社总编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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