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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这个讲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

晏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为缓和他与蒋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后来黄显声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因此被蒋痛恨，以致十多年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也都与此事有关。

但这些情况也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要扭转西北局势，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去打内战，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比较困难了。

但蒋介石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不大可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所以他在离开西安、返回他以避寿为名暂时居住的洛阳古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扩建机杨，积极为一场新的剿共战争作准备。

与此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原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是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法，不过带头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这却触怒了南京当局，１１月２３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这七位爱国人士逮捕了，并查封了一批进步刊物，后来，南京政府要对沈钧儒等起诉公审。

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

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七君子”

才被释放出狱了。

这是后话，暂不多表。

不过由上述情况看，在那时尽管人心思抗日，而内战的危险仍是十分严重的。

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约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的军事部署后，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来到西安。

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

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

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慨。

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

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

实际呢，他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

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

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

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

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

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

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

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

大战。

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

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