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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汉代商业活动，不仅在汉族地区十分活跃，而且很快地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向国外发展。

尤其在汉武帝以后，整个社会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对外开放。

中原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各个方向上，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贸易活动。

在北方，中原与北狄、匈奴间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

西汉初年，中原的丝织品、优质的钢铁制品、漆器、茶叶、谷粮等，通过贸易等途径进入漠北草原，北方的马匹则衔尾入塞，各种毛皮“充于内府”

［63］。

以后汉匈之间虽有战争，但人民之间的互市交往却是一直在发展的。

东北方向上的国际交往范围更大，主要涉及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

而中原与这些地区的直接关系，远在秦代之前就已建立，汉武帝征服朝鲜之后，交往更加频繁起来。

汉代虽然西域交通最为重要，后世誉为“丝绸之路”

，但政府却禁止蚕种西传，也不鼓励铁器出境，唯朝鲜例外。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

，“马韩人知田蚕，作棉布”

，辰韩“知蚕桑，作缣布”

。

可见朝鲜成为第一个从中原引入蚕种和丝织技术的国家，又从中国输入各种铁制农具，有力地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

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是有历史基础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当时有瓯越、闽越、扬越，加之其他诸族，合称百越），设立郡县。

此后与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

尽管楚汉战争时百越乘机各成独立王国，但毕竟未能割断历史上的联系，更不能阻碍民间的来往和感情的交流。

汉初之时，南越等地与中原、巴蜀之间即有商道联系，蜀地的枸酱等产品，在这一带享有盛名。

汉武帝时，中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对外开拓的形势已经明朗，武帝先后平服百越，广开水陆交通，发展民间贸易，使中原与闽粤之间连为一体，为进一步开展南海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徐闻、合浦等地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汉书·地理志》对此做了最早的描写。

由中国南海口岸出发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航行历时已达一年以上，据考证，黄支国即南印度之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国则在斯里兰卡（SriLanka）［64］。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许多当地不产的玛瑙、水晶等，显然是通过海路贸易来自南亚甚至中亚地区［65］，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黄支国与北印度和中亚两河流域希腊化国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66］。

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往返于南越与黄支航线上的商贾，除了带黄金等硬通币外，还大量装载“杂缯”

之类的丝织品，与南洋各国交市，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等，这些国家的使节商人，也不断来汉献见交易。

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与罗马已有了直接的往来。

《后汉书·西域传》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M。

A。

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