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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件的缺页也在这册档案里找到了。

因此我确认只有把我得到的这一册补充进李辉先生收存的档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档案，也才是迄今为止五十五万个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间而被我们发现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政治档案。

我庆幸我发现了这遗落的一册，没有让它丢失掉，为历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杜高档案》包含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而又丰富的文字记录，为研究中国的政治运动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它包含了从1955年的“反胡风”

运动到“肃反”

运动，1957年的“反右”

运动和一个青年右派遭受的长达十二年劳动教养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全部内容。

许多运动后面的“机密”

，比如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内部批示，“反右”

运动中上级规定的发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们真正懂得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人们从这部档案确实可以最真切地认识一个历史时代。

历史不是抽象的，只有从一个人的具体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历史的本质。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个周六，我在出国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园旧货市场。

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

书报杂志和内部学习材料的小书摊上，我无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大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些发黄的纸张，我让摊主递过来看看，一翻开就看到了贴在囚犯登记表上标号“0115”

的青年杜高的头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显出惊恐的面部表情，顿时使我的心抽搐了起来，唤起了我强烈的同情。

我忍不住又接着翻看那一份份告密材料，一篇篇检讨书认罪书，一页页思想汇报和改造评比记录，整册档案二百五十多页，共收集了长达十二个年头的劳教时期的各种入档材料九十七份，直到1969年11月4日杜高劳教结束，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后，向当地派出所写的一份思想汇报材料。

装订成厚厚一册，档案封面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

的圆形公章。

读了《又见昨天》以后，我对杜高先生的政治遭遇才有了全面的了解，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我也在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证据。

因此，我最急切的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地能和杜高先生见面，告诉他在澳洲还有一册他的档案的原本。

我还想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国内更多的读者。

我终于在2006年的11月底，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杜高先生。

我很顺利地打听到了他的住所。

虽然我早已从照片上认识了他，但当我真正走近他的身边，握紧他的手时，我仍然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激动。

我不想叫他太感意外，他毕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更不忍心让他被历史伤痕又一次刺痛。

我坦诚地告诉杜高先生，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读这样一本沉重的档案，心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许多历史现象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

我在异国他乡的静夜里，翻读着这一页页蒙上厚厚历史尘埃的文字，面对着一个在电网高墙下熬过了十二年之久的年轻生命，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一个窒息的空间生存下来。

一个生命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苦难：饥饿的折磨，体力的重负，无情的批斗，没有终止的请罪和对灵魂的自我鞭挞，特别是那种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和政治恐惧，被逼迫的说谎和被禁锢的思想……我常常一边读着一边哀叹，不仅为杜高先生，更为这些文字记录下的、确真在我们的历史生活中发生过的这一切。

读这本档案更使我心灵震撼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人性的畸形扭曲。

在那样一个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自身暴露的软弱、自私和卑怯，同是受难者，却不惜出卖他人来挽救自己。

囚徒们的互相厮杀，告密成风，是劳改场所的一个最奇异的历史现象。

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中，检举杜高的材料就有二十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