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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至于吴运韬……金超敏感地发现，尽管那场谈话中吴运韬不真诚，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金超却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指向，这表现在目光里、言谈中。

有好几次吴运韬把金超拦在楼道里，说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至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就又平息了金超的第二个不安：据此他有理由认为，在他和吴运韬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他所期望的关系。

他感觉生活像春天一样美好。

金超的感觉是对的。

人对政治的运作手段，常识与经验，是和这个人所处位置是否重要紧密关联的。

一般来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的政治经验要比其它人丰富老道，这并不是说只有丰富老道的人才能够掌握绝对权力，而是绝对权力本身给他提供了老道地运作政治的条件和手段。

所以，你无法想象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会和其它领导或员工谈论谁长谁短的话题，无法想象他会浅薄地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暴露，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政治是一个圆球体，你可以看到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在上面娴熟地抹来抹去，但你不要指望那只手会猛烈拍打它，更不要指望那个圆球体会在哪一天突然破裂。

绝对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让这个圆球体更加圆润的权力，而不是要把它打开的权力。

这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本能。

但是，吴运韬就不同了。

这是一个站在权力边缘的人，他掌握的是一种好看但不中用的权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绝对权力拥有者那样圆滑老道。

他还没有成精，不是他不想成精，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成精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在政治层面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比如直接和人谈论权力机构内的话题，幼稚地向人袒露内心渴求，等等。

吴运韬和金超的谈话在向这个单位的政治领域延伸。

金超看出来吴运韬有进行政治运作的手腕，他目前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还没有等到时机。

在金超看来，吴运韬的政治智慧是其他人远远不具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领导班子成员能有多少了解呢？

金超不敢再用“衷告”

的口吻和吴运韬说话了。

吴运韬，这个不温不火的人，成为他精神世界里一座晦明晦暗的灯塔，他根据它调整自己的方位。

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

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惊讶大自然的奇妙变化。

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瘦了，晨练的老年人干脆脱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运动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极拳。

过于急切的姑娘已经穿上了短裙，为了漂亮宁愿忍受春寒，潇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们修长美丽的大腿。

商店里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摆上柜台。

这一年春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轻人也和活跃的大学生一样，跳跳跃跃的想做些什么事情，白色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时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

出去干什么？到中国文化大学看热闹去了。

中国文化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一点“文化大革命”

时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讲坛，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把平静的校园弄得像开锅一样。

没完没了的喧嚷，没完没了的辩论，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多了一层鼓荡人心的色彩和氛围。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本来就离开学校没有多久，这种无所顾忌、热热闹闹广场式的生活吸引着他们。

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则钻单位这一段时间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机到附近超市买些吃用的东西，打车溜回家去了，有的则攥住公家的电话，和远在上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国文化大学去的年轻人———正如后来吴运韬向Z部副部长廖济舟指出的那样———之所以敢于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参与不该参与的活动，都是因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

吴运韬说的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