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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5页）

萧衍在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以及术数等方面，都有所著述，且这些著作皆卷帙浩繁，从《梁书》的记载中就可以让我们窥其一斑：梁武帝在儒学方面，“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

；佛学方面，“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

；史学方面，“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

；术数方面，“又撰《金策》三十卷”

。

尽管这些著作实则大多是在他的组织和主持下完成的，但其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自著作的，而且有时一个总编辑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而他的学术影响之大更是不可估量的，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倒是可以一提的是，就书法这个小的方面，萧衍非常推赏钟繇和王羲之，而且他也特别注意表彰和研究钟、王法书，这对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特别珍赏王羲之法帖应该有很大影响。

要说明的是，在李世民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一直被认为出于其父之右，可是就在李世民独尊王羲之后，后者的“书圣”

的地位便是无以撼动的了。

1、成于己也败于己

五、南梁的统治危机

1、成于己也败于己

其实，萧衍并不是孤独的，他与其后来的唐玄宗、康熙乃至于乾隆等诸明君类似，愈至于晚年而愈加骄傲昏庸，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也不可否认，萧衍在其统治初期的天监年间就已暴露出了很多的政治缺陷问题，可谓弊政与失误兼有，只是当时客观的制约与主观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若从时间上来讲，则可以天监十二年（513）为界：此前的萧衍励精图治、尊崇儒学，文治武功皆有可称道者；其后，则不求进取，倾意佛教，国事政局始显不振之势。

而随着北魏的骤然衰落，“帝心愈侈”

，便使得他又多了一层骄盈、自负心理。

若是从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方面看，大致有这样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皇帝本人勤奋节俭与整个士族权贵集团追求奢靡的享乐日益形成了畸形的结合，这不能不说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二即是刻意重视文治与逐渐松弛武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差，这当同重文轻武的两宋有一比。

“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

，由于萧衍比较仁爱，以至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的公平性，也助长了一些上层人物的嚣张气焰。

“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

，他连判个死刑犯都感到非常不安；他性情方正，虽然长年居住于小殿暗室，但几乎从来没有衣冠不整的时候；对人也客客气气，“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难怪后世都怀疑他是个伪君子。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老兄除了为佛家开了吃素的传统外，他更为中国的皇帝们创造了一项记录，即中年以后不近女色！

我们从他的子女出生情况不难判断，他大约是五十岁左右成了一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的，这项记录由他保持了三十多年。

本来萧衍也并非什么圣徒出世，可是由于他五十岁时身体越来越不济了，只得忍痛禁断*，看来这也确不失为一种长寿的好方法——中国皇帝中年纪超过八十岁的不过区区四人，而萧衍仅仅屈居“十全老人”

乾隆之后，位列第二。

孔子说少年人“戒之在色”

，看来未必全面嘛。

如果说南梁宗室在破坏萧梁家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话，那么其中的急先锋又莫过于萧衍的六弟萧宏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