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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即足压制。

看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果然是历来中国独裁者们的共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是放在消灭内部异己势力上———老慈禧不也有言曰“宁与洋人，不与家奴”

吗？

道德化暴君

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的作为，也的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

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作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

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

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石虎｛179｝之流。

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

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

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的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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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7）

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

这概念，一面意味着帝国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帝国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

界限出现在宋代。

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

这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

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

，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理学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

转化为“行”

，实践性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

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从而在19世纪之前，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

｛180｝

野蛮的冲动虽然仍有，却面临业已不可动摇的儒家道德权威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有所自我抑制。

朱元璋很典型，他天性之中明显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并在具体事件和局部行为上时有流露，但总体上他却能够了解接受儒家仁爱为君理念的意义。

还有起自蛮荒的满族人，起初他们的表现，跟以往一入中原唯知杀戮与蹂躏的其他蛮族，没有两样，然而当天下既定、切实实行统治的时候，他们却意识到收敛野性、洗心革面的必要，转而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原执掌政权的最理性之异族。

总之，无所顾忌、赤裸裸、将破坏性宣泄殆尽的暴政，宋、明、清三代并不存在。

唯一有潜力发展成“暗黑破坏神”

式暴君的，便是朱棣。

从他做下的一些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罕见禀赋。

永乐十九年，仅仅为着一个宠妃之死，朱棣即悍然在后宫实施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事因朝鲜进贡的权妃而起，这权氏进宫后很受朱棣喜欢，渐教她掌管六宫之事，难免为别的妃嫔所嫉。

永乐八年的一天，权妃突然死了，但当时并未引出什么事。

到了永乐十二年，忽然传出权妃当时是被另一朝鲜宫人吕美人下毒害死的说法———其实这纯属后宫龃龉导致的诬陷———朱棣怒极，兽性大发，命人将被冤枉的吕美人用烙铁足足烙了一个月，方才处死，另外还处死宫女数百人。

他又坚持要求朝鲜国王杀吕氏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