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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

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

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

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

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

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

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

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

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

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130｝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

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

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

朱棣上台后，由于李至刚“为人敏给”

，“善傅【附】会”

，颇得朱棣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朱棣】心，务为佞谀”

，“朝夕在上左右”

，“甚见亲信”

———　《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

，作为此人“善附会”

，“务为佞谀”

的实绩。

｛131｝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

李至刚建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

其以北平为北京”

｛132｝。

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

地名，悄然变做“北京”

———闻名遐迩的“北京”

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

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

｛133｝。

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