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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我们所知此类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

他是秦国的大宦官，侍奉嬴政（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宠信，封长信候，挥霍无度，势力巨大，门下家僮数千，宾客千余，俨然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与丞相吕不韦抗衡。

直到有人告发他其实是个假阉人，阳具不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欢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风流女子，当年是艳都邯郸的一名歌伎，后被吕不韦买下，并在被吕不韦腹内留种的情况下送给秦国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后来当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嬴政），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岂知嫪毐居然进行武装反抗，两军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被杀。

嫪毐之事，可以说已开启了所谓阉祸的典型范例。

一是这种人一旦发达，往往势可倾国；二是这种人一旦作乱就非同小可，干得秘密些是致使宫掖生变，如果追求惊天动地，则能够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以后兴风作浪的宦官不胜枚举，如赵高那样把持朝政、指鹿为马者有之，如汉“十常侍”

那样导致一个朝代崩解者有之，如宪宗被杀、穆宗得立之后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废立者亦有之。

许多中国人受旧小说旧戏的影响，以为中国的事，都坏在曹操、高俅那样一些涂着大白脸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内廷权阉的危害，远在外廷奸臣之上。

这样的惨痛经验，已积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时候，并不需要很高智商也可以认识到，必须严防太监干政。

所以他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

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

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

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74｝他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

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置宫门中。

扼制太监，不使他们参与政治，很对。

不过，朱元璋将太监的危害归诸他们的人品天生较别者为劣，却毫无道理。

太监也同样是一个脑瓜、一副身子，并非三头六臂、恶魔投胎。

如果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

，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专制的产物。

因为对自己的极权严防死守，信不过外廷大臣，将太监们倚为心腹而导致的结果。

皇帝和朝臣的君臣关系，一面是上下级关系，一面却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

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而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

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

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另一面，至于过于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

总之，太监辈“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

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不过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他要与太监们保持相当距离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明白表示，绝不能用为耳目心腹，也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是朱元璋“干部政策”

中很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铁的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