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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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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

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

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

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

当年，杨涟于“移宫案”

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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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

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杨、左又无法完赃，其毙于狱中的命运已然注定。

在打无可打、打得已无人形之时，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许显纯秘密处死于诏狱。

杨涟时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

人们见到他们的尸体时，血肉模糊，溃烂不可识，“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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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诏狱的“六君子”

中余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遇害。

以吴中东林党代表人物为主的第二批遭迫害者，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于天启六年四月至九月间，同样在饱受酷刑之后，尽数毙于狱中。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

王是“三案”

之第一案“梃击案”

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

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

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

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

此事轰动一时。

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

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

“移宫”

案，猛烈攻击群小。

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

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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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

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

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径直表达政治意愿的热情，十分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