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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

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

｛33｝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

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

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

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

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人民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

。

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

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

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

，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指宦官】之言，听之不疑。

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

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布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

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

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

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较量相较以往，判然有别。

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

《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

，并无片语劝留。

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人声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至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宵衣旰食、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

类似杨廷和这种级别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常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表面文章。

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

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

，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

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

他不倒于“大礼议”

，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

因为“大礼议”